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⑵，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决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⑶”“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⑷（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⑸。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物，因有食物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⑹”；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力，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⑺”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予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取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⑻”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⑼”，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⑽）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⑾”，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末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⑿”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⒀”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⒁”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⒂”。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⒃，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⒄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都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⒅）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份，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⒆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发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⒇”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２１］，割骨。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２２］，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２３］”，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２４］”，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注释：
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⑵ “圣人之徒”　这里指当时竭力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林琴南等人。林琴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曾以“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等语，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按李卓吾（1527－1602），即李贽，明代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反对当时的道学派，主张男女婚姻自主，曾被人诬蔑有“狎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等“禽兽行”。
⑶ 伦常　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因此称为伦常。
⑷ 《随感录》《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的关于社会和文化短评的总题。
⑸ 指《时事新报》对作者的谩骂。作者曾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二、三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月、三月），发表《随感录》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批判了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泼克》所载讽刺画的恶劣形象和错误倾向，并对新的美术创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随感录四十六》中有“我辈即使才能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的话；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时事新报》就发表了署名“记者”的《新教训》一文，骂鲁迅“轻佻”、“狂妄”、“头脑未免不清楚，可怜！”等等。
⑹ “人伦之始”　语见《南史·阮孝绪传》。
⑺ “父兮生我”　语见《诗经·小雅·蓼莪》。
⑻ 这里说的“劝孝”的乐府，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公言报》所载林琴南作《劝世白话新乐府》的《母送儿》篇，其中说：“母送儿，儿往学堂母心悲。……娘亲方自磨杏仁，儿来儿来来尝新。娇儿含泪将娘近，儿近退学娘休嗔。……儿言往就教，那想教师不教孝。……再读《孝经》一卷终，不去学堂倒罢了。”
⑼ “人乳喂猪”　《世说新语·汰侈》载：“武帝（司马焱）尝降王武子（济）家，武子供馔，……[丞灬］［犭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犭屯］。”
⑽ 善种学　即优生学，是英国高尔顿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所谓“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鲁迅以后对这种把生物学照搬到社会生活上来的学说采取了否定态度，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⑾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语见《论语·学而》。
⑿ “老复丁”　从老年回复壮年。语出汉代史游《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
⒀ “勃［谷奚］” 指婆媳争吵。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谷奚］。”
⒁ 欧美家庭并无“逆子叛弟”之说，见于林琴南所译小说《孝友镜》（比利时恩海贡斯翁士著）的《译余小识》：“此书为西人辨诬也。中国人之习西学者恒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莞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抑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⒂ “万年有道之长”　久远的意思。这是封建臣子颂扬朝廷的一句成语。
⒃ 举孝　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之一，由各地推荐“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中去作官。效悌力田，是汉唐科举名目之一，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所谓有“孝悌”德行和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分别任用或给予赏赐。孝廉方正，是清代特设的科举名目，由地方官荐举所谓孝、廉、方正的人，经礼部考试，授以知县等官。
⒄ 割股　即所谓“割股疗亲”，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⒅　路粹引孔融的话，见《后汉书·孔融传》。路粹，字文蔚，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曹操的军谋祭酒。他承曹操的意旨控告孔融，说孔融对祢衡讲过这几句话，曹操便用“不孝”的罪名杀掉孔融。但曹操在《求贤令》中又说只要有才能，“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任用，在这件事上自相矛盾，因此鲁迅说“教人发笑”。孔融（１５３－２０８），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曾为北海相，因而有“北海先生”之称。
⒆ 斯宾塞（Ｈ．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０３）　英国哲学家。他是终身不娶的学者。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等。
[20] “实用主义”　即实验主义，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代表有美国的皮尔斯、杜威等。其基本观点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有用即真理。
[21] 哭竹　三国时吴国孟宗的故事。唐代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说：“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卧冰，晋代王详的故事。《晋书·王详传》说，他的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详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尝秽，南朝梁庾黔娄的故事。《梁书·庾黔娄传》说，他的父亲庾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三个故事都收在《二十四孝》中。
[22]《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共十八章，孔门后学所述。汉代列入“七经”之一，后来又列入“十三经”
[23] “学于古训” 语见《尚书·说命》。
[24]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见《孟子·离娄》。据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解析

中国的封建伦常是维系旧家庭的最高准则，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特定规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极端僵硬而紧张，正常的人情和人性泯灭殆尽，根本无丝毫自由可言。旧的伦常不废除，家庭无法改革，社会就不可能进步。鲁迅这篇文章乃是针对封建宗法社会的旧家庭关系，特别是父子关系的弊端而发的，新时代应该有新的家庭关系，因此他开宗明义就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他的中心论点是：“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其理由是，作父亲的“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自己的观点，并对旧道德旧观念进行反驳：其一，父母生育子女本是人类发展的正常状态，算不得对子女有恩，也不存在子女必须对父母报恩的问题。但中国的旧观念却与此完全相反，认定儿女天然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对父亲只有唯命是从，不能有半点违抗，而且有报不完的恩。其二，从生命延续发展的观点看，老一辈应该为下一辈作牺牲，因为新的年轻的生命更有价值，更可宝贵，更有发展前途。中国的旧观念又与此恰恰相反，总以为下辈应该为上辈作牺牲，于是用封建伦理相苛求，一代又一代地毁灭了子孙们的发展能力，使他们变成了封建时代和旧道德的牺牲品。

鲁迅指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父母子女间最关键的是“爱”，有了爱才有亲切的抚养、关怀、教育，使之健康成长。这样，父母对子女不会即离，子女对父母也不会即离;父母不必担心子女解放以后就被疏隔，也不必担心会吃苦。解放了的子女在受教育、长才干等方面更有独立意识，更增工作能力，生活道路自然更宽广。父母与子女之间解除了强制的封建管束，矛盾减少，关系自然更融洽了。这种良好的家庭关系，正是新时代的需要，而要达此目的，“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即社会变革以后才会产生好的家庭。因此，他提倡：“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这才是现在做父亲的根本任务。

当然，鲁迅那时对社会革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对于社会将怎样变革仍停留在民主主义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只是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明家庭需要改造，而不可能提出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在社会革命中彻底改造旧家庭。否则，就不能使子女得到真正的解放。但他毕竟提出了 “解放幼者”、“清结旧帐”、“开辟新路”的主张，是对封建伦常的大胆反抗，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是一篇在当时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的文章，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紧紧围绕着破旧家庭观念，立新家庭观念，而以“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题目，主旨明确，论述充分，逻辑严密，很有说服力。如为了破除父辈要子女报恩的思想，他从生物进化说起，谈到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的创造者……。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论证既深刻透辟，又浅显易懂。同时还逐一批驳了封建传统观念，把所谓“人伦之始”和掩盖人类生衍繁殖的种种遮羞布统统揭开，让人一眼就看得出孰是孰非，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方法，教人认清旧礼教的危害，领悟新观念的优越，从而抛弃陈腐的家庭观念，走上建设新家庭的道路。

他在论述中还注意了说理与科学性相结合，如说到生物发展，单细胞动物经过内在的努力，积久才有繁复;无脊动物经过内在的努力，积久才发生脊椎。所以后者比前者强，前者应该为后者作出牺牲，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同样如此。这样深入浅出的科学道理，颇有说服力，容易被人接受。鲁迅熟知自然科学，这给他的杂文创作带来许多方便，并且使他有纵横驰骋的优势，为多数人所不及。足见广博的知识在创作中的特殊效用。